第42章返乡路途堵不堵、车流大不大？四川首次开放全省高速监控摄像头

　

前9个月，这个传统产业还似乎充满勃勃生机，生产率和利润都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全行业呈现出近年少见的繁荣景象。

都市圈的地理半径在120-150公里，这是汽车一小时的运输半径，不仅可以保有最高的运输效率，更由于交通半径小而节约了对交通占地的要求，而自2003年以来，中国因交通占地增长所占用的空间，更大于城市占地规模。在当代中国，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过度储蓄和生产过剩的基本原因，但收入差距既表现在人群之间，也表现在城乡之间，例如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78年是2.68倍，2008年已上升到3.31倍。

而在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是市场化与保障性住房两分开的政策，即有大约一半左右的居民是住政府提供的公房或廉租屋。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这些资源的国际依赖率不断提高，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流向了中国，铁矿砂和铜、铝等有色金属进口则占到了80％-90％。中国的城市化将会带来更多的城市人口和资源需求，对国内和国际资源都是巨大压力，如果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同时为城市化补课，中国面临的资源压力及其所引起的资源价格上涨就会更猛烈，但是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和长期持续前景，给中国在此时推动城市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因为全球经济落潮引起全球资源需求减少和价格下跌，中国在这个时期启动城市化进程，就会减少很多国际麻烦与支付更低的成本。我们可以把铁路与公路运输里程的变化当做是都市圈发展的标志或指数，如果公路平均运距上升到100公里以上，则大都市圈模式就已经在中国生根了。从总体看，粗略地计算，中国从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没有平准库，中国已经付出了过大的代价，而对于建立平准库的财务亏损，其实不必过分担心。这些国家当然不会反对中国建库，至于石油一类产品的出口国已形成价格同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国建库防止油价过高过低，他们也不会完全反对。若工业不行了，服务业也不行了，那就是增长的困境了。

最低工资标准在欧洲也经常发生争论，重要的不是制定标准的高低问题，而是降低了企业在危机时的调整弹性。高度集约的城市化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土地成本上升很快。所以它的模式很有特点，一产保持一定的比例，二产超强，三产比较弱，靠的是制造业来转移劳动力的模式。同时，政府为了顾及城市化中的运营费用，各种成本的提高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财政收支结构调整。

城市化带来的聚集效应的好处是服务业的发展。这次的经济危机，中央可以靠它的国债资金介入到区域的城市化中，这是一个很有益的借机调整的方式，但中央政府也没有很强地介入进去，对这轮的城市化很难有作为，既没有完成整个国土的城市化布局规划，也没有完成土地的物业税改革。

日本在二战前就是发达国家了，而四小龙都是小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像台湾地区，他们的工业就是一个吸尘器，不到几年就把农村劳动力问题解决了。在经济景气的时候，这些成本或者支出显得并不重要。许多区域都在此提高福利标准的竞争，这也是所谓的一个内部人可以控制的特殊机制。欧洲是分散的城市化，但东亚则是走大城市为中心的模式。

要降低城市化成本，政府必须要在三件事情上作出重大努力。估计最少还应有15年以上的贸易顺差，中国农村劳动力通过这条道路继续转移。日本是典范，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基本上是这种模式。中国宏观统计口径上税负是那么多，实际上加上微观层面上的收费等，水平可能要高不少。

拉丁美洲也是走大城市道路。另一道路就是东亚模式，普遍采用的是集约化城市化模式，尽量地压低城市化的速度，一直尽力地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快速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在人均3000-5000美元的时候，他们就实现了78%的城市化率，这个水平和最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一样高。如何重振发达地区的下一步发展，都要探讨新路子了，这些在工业化架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如何定位，如何独立发展出来服务业，是这些地区面临的问题。

第二是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更好地发挥城市化的效应，能承载出更多的服务业的发展，承载更多的就业，要更多地消化从工业析出来的人口，也就是说中国下一阶段的城市化道路要采用什么模式？现在已经到了什么阶段？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到了决战中部的阶段。中国如果有这个资源条件，可能也是作如是选择。中国现在人均GDP3000美金，大规模城市化过程若把工业挤占过度，则会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农民工现在离开城市，只能带走个人交的那部分社保，而企业交的社保是不能带走而留在当地的。在土地短缺的基本约束下，如果仅凭自然之力，或者按照纯市场的逻辑，再加上政府的短期行为，只能把房价越炒越高。很多发达地区已经发现，只要企业、制造业转移走，很多社保的钱都支付不起了。

土地基金就相当于香港的财政收入，它使得香港是个无税务区。他们仅用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城市化。

当然现在随着服务业的外部进程加快，服务业的国际化需求成为了另一种转移劳动力的新路子，这在东亚奇迹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出现。社保水平提高带来了企业的负担，五险一金的社保成本现在大概占农民工工资的35%以上，高的达到45%，这无疑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在工业化时期，政府的支出都是以经济项目为基准的，所以在生产性领域的投入都很高。这样下去，区域冲突会非常大。

但香港这套政府和地产商联手的模式，有一个很大的用途：它是土地基金。而税收也是围绕着支持生产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比较少，所以收取的税也比较低。社保支出的水平在全国区域中攀比的现象非常厉害，与行政管理费在区域性攀比的逻辑一样。1997年后，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加速期，直至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45%的水平。

走大城市道路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现在看是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了，论证很多，麦肯锡、世界银行等很多机构都测算了大城市化的推进规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2006年与改革开放那一年比，名义上已经增长了143倍。

大城市化的推进规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 城市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从全世界来讲，虽然大国小国有一些差距，但一般城市化水平在30%时，就从起步进入了高速成长期。西部各省的自然资源丰富，大不了学拉美，以卖资源为主，重点发展一产和三产。

1985年俞正声在烟台当市长时，最先学的。一些大城市，像北京现在提出要达到45%。

第三阶段是1997～1998年，居民可以全面介入到住房的购买，可以借贷，而且取消了福利分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买卖由市场所决定，这才开启了中国真正的城市化道路。本来按照亚洲传统，社保的水平是比较低的，但中国的社保水平是与一大批官员利益高度相关的。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多层次的政府管理体制 对制造业的转移起决定作用的是运输成本半径，它不可能转移得太远。而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当大量农民工撤离时，很多地方发现社保基金亏空，才发现当地的社保水平定得太高了，现在很多城市已经遇到过这个问题了。

一是合理规划，调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合理发展。有点解决温饱那感觉，是以进入临近城市为基准，从原来居住点转移到临近城市来进行城市化，是就近转移农业人口。

中国的房价接下来会不会走向一个更大的泡沫，也是值得观察的。地方政府该征地征地，该干吗干吗，只要保了耕地红线，与中央政府都没有关系，税收也没有关系，中央政府从城市化，从农地征用没有任何好处，也没有干预的权力。

但亚洲有一个很奇异的地区就是香港。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进入专题： 城市化 中部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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